时间：2024-06-09 17: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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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州和台州2023年11月中旬，天气有些凉，在深圳参加完一个活动后，赶到温州工业园区住了一晚，去见老魏，结果患了重感冒。 “感冒的时候，我咳嗽得很厉害，用略带沙哑、性感的声音跟老魏打招呼，我把她带到二楼，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开。”在一家私营工厂的办公桌前，老魏，一位地理爱好者，首先向我展示了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形图。我们开始聊天。 “这里是温州，我们住的地方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我有点困惑。毕竟作为一个湖南人，我的印象就是温州就温州一样。 “贫穷。与人格格不入。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有钱人、炒房客、带着嫂子跑了的黄河等身上，听起来很富有。”2011年，国务院表示：共有680个地州参加，其中261个特困地州主要集中在西藏、南疆、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地。与沿海的温州无关。 “一个地区的贫困，往往是地理上的贫困。”老魏说，“我看过一篇关于广东、福建的文章，粤东、福建的贫困就是这种贫困。”老魏伸出手，抚摸着地图。看着中国东南沿海的群山，他对我说： “你看，中国东南沿海这片广大地区，从浙江南部到广东全境，都是深山密布的地方。”“森林多，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唯一的区别贵州的特点是靠近大海，在贸易发达之前，当地人民很容易陷入贫困。”
中国东南部地形图
我和老魏仔细研究了半天地图，梳理了这沿海的山区，内陆则从浙江丽水一直延伸到福建的南平、三明、龙岩，广东的梅州、河源。我明白了那。沿海地区从浙江台州、温州至福建宁德、莆田、泉州、漳州，广东潮州、汕头、汕尾。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山地城市被挤在很小的平坦地区，或者沿海城市建在河流冲刷的小冲积平原上。如果放大地图，您会发现这些城市所在的平原非常小。因此，粮食生产和耕地面积就成为重大问题。也就是说，它满足了山深密林、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交通不便三大因素，而且地形条件比湖南、江西两省差很多。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外贸产业可以依赖，这些地区确实很穷。 “尤其是温州。”老魏将温州的地理位置与杭州、福州进行了比较。 “你可以看到，从温州开始，它就在这个区域内，而且距离周边的杭州、福州、南昌这些距离大城市最远的城市，比如上海，都比较远。” ”
“温州就像一座孤城，被困在沿海的山里，垂死挣扎。”但事实上，台州也类似。当我在温州完成考察后去台州时，我发现这两个城市非常相似。温州和台州的市区相距不远，所在的沿海平原面积也差不多。
温州平原、台州平原
温州市所在的平原由望江和飞云河组成，台州市所在的平原由焦河组成。前文提到，正如汉水与榕江合建汕头、九龙江与西溪合建漳州一样，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都是河流冲刷的小冲积地，是建立在平原上的。总体而言，温州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 “温州曾经很穷，但原因很多人不知道。老魏张开双臂，比划着池塘。曾几何时，温州被海水淹没，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方便了境内交通的畅通。”温州。”“湿地很多，所以我和爸爸骑自行车的时候，总是踩一点，然后走一会儿。然后，这片湿地就被填满了。”“只有三阳“湿地留了下来，被后人遗忘了。就是这样。”老魏说。他还补充道，三阳湿地由161个岛屿和138条河流组成，水体占面积的30%。当时的温州山多水少，耕地少，湖泊纵横，湿地、沼泽遍地，台风时常带来海水，淹没农田。他从小就吃不饱，出生时只能住在茅草屋里，直到1989年，魏老一家才住进了砖房。由于地理环境较差，温州人沟通十分不便，而从瑞安到温州市区只能步行，如果要走远就更麻烦了。小时候，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坐船去上海，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但如果他想去北京，首先要坐七八个小时的公交车到金华。金华到北京的绿色列车。首条金温铁路全长251公里，于1998年在温州通车，比杭州、嘉兴晚了近100年。而且，这条铁路并不是政府投资，而是由温州南怀金先生集资4568万美元修建的。它是一条单线非电气化铁路，运行速度很慢，行车时间为5个小时。抵达金华。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坐上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必须在北京站两天两夜。老魏说，他在从杭州到温州的绿皮火车上站了18个小时。 “我们温州人常说，‘平阳讨饭，知识分子被拐卖，永嘉出逃，洞头负债累累。’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我们是什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了’。” “台州的地理环境比温州稍好。”光绪年间，台州原本有两艘小客船永宁号、甬江号，从海门开往上海，但到了1975年7月，两艘钢质客船，被称为浙江403和404，开始运营海门和上海之间。当天从上海带来了化肥、水泥、棉衣、牙膏、肥皂、手表等，但这两艘客船的船票却很难买到。 2023年11月13日，我一边在寒风中打着喷嚏，一边搓着厚厚的双手，在当地人的介绍下参观了台州市的一个老村庄，找到了一位了解当地历史的老人，并和他讲述了这件事。台州几十年的往事栩栩如生。爷爷告诉我，403、404是台州老人难忘的交通工具。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台州人想去上海，必须先坐公交车到宁波或杭州，休息一晚，然后再换火车，路途非常累、繁琐，而且费用昂贵。还是很贵。 1975年开通的403、404线，下午上车，次日到达上海，水上时间共20小时，沿途换乘一次。是台州居民来上海旅游的首选，节省一晚住宿费用。
两船共有泊位458个，没有一等舱，只有二至五等舱，二等舱在最上面，四等舱在水上，五等舱在水上。五等舱已经被淹没。老人说：“这个是最便宜的，门票5块多，还会给你一张1米多宽的垫子，乘客可以在5等舱做楼层铺位。”男的有四张双层床，我买的是三等舱的票，票价9.3元。当时物资匮乏，旅客很少空手去上海，背上都是皮蛋、被褥、衣物等各种物品，带多件行李的则被送到上海的亲戚那里。他将被移交。在十里铺码头，他让他们把从上海买来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物品拿到上海市场去卖，然后带回台州。一位读者说，他的祖父是椒江船务公司403船上的会计，经常有人请他给他们买手表和自行车，而且他的祖父是当地的名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住在码头附近。半夜听到船声，我就知道爷爷的船回来了。 403和404两艘船确实做到了。这对于台州老人们来说是难忘的。台州人同样受困于山海之间的小平原，但温州人因地理条件和交通便利而处境更糟。千百年来，温州地处偏远，内外交通极其困难。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最难懂的温州话。而且仅温州一地，就有12种互相听不懂的语言。乐清人和平阳人之间的对话可能有点困难。温州话是吴语的一个方言，保留了许多中国中世纪的发音和语法习惯，同时也受到古越、福建方言的影响，使其与其他吴语有很大不同。然而，以上并不是温州话难懂的根本原因；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本质上追求的是交流效率，如果温州人长期与外界接触，语言自然会与外界统一起来。世界。这表明这个地方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外界的交往很少。湖南省水系发达，因此湖南语言较多。过去，由于没有先进的桥梁工程，过河并不容易。 1990年我回到奶奶家时，湖南人就在那里。中间有一段60英里的路段，必须乘渡轮才能穿过。湖南省按水系划分。因此，我父亲的家族和我母亲的家族都在同一个州，相距不远。他们还说两种不同的方言。所有稀有而复杂的语言都是恶劣地理环境下文化的结果。由于地理条件较差，通常是走私到温州，运输成本太高，所以温州的私人贸易不像广东或福建那么发达。没有土地耕种，没有食物吃，温州居民被迫离开温州，前往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温州人与处于同一地理环境的福建人、潮汕人、武夷人相比，面对外界的生存方式有所不同。由于温州人远离东南亚，他们先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最终意外地流入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温州人走遍全国做小工匠、小商人。瑞安市马峪镇的温州人回忆起父亲创业的经历，他说：“以前，中国的眼镜都是玻璃做的。我父亲离开温州，开了个小摊，磨眼镜。”我正在谋生，”他说。之后，他一点一点攒钱，开了一家眼镜店，赚到足够的钱后，他又涉足眼镜制造，创办了一家眼镜厂。马鱼镇人民也取得了类似的发展，如今全镇已有眼镜厂120家，全国从事眼镜行业的人员达2万多人。
温州桥头以生产纽扣而闻名，最早的纽扣制作者原本是棉布工匠，但当他们看到村里的朋友在当地摆摊卖纽扣，生意还不错时，就决定效仿他们。于是我就去了台州路桥。纽扣有限公司工厂低价收购纽扣并出售，但很快就卖完了，于是他们在自家二楼买了一台纽扣制造机器。次年，约100户亲戚不再务农，仿效桥头生产纽扣，1984年温州桥头有了自己的纽扣专业市场，每天有2-3000名外地客商购买纽扣。纽扣的利润很低，当时的售价只有1分钱一个，但改革后创业的温州人却能用国企赚的钱赚到边际轻工业的每一分钱。塔。他们从一家家庭工厂开始，很快又开设了10个与桥头类似的小型商品批发市场。事实上，他们挣的都是产业链底层的血汗钱，利润微薄，劳动力成本低廉，比种地还好。那时温州人没有谋生手段，有谋生手段总比没有强。一波又一波的温州人外出创业、留下来创业，以修鞋、理发、打棉三大技能逐渐在全国立足。 20世纪90年代，温州人在各地创办的家庭作坊开始升级为现代化工厂，生意越做越大，创造了245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做生意的独特局面，逐步形成。这245万人中，70万温州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175万温州人在全国经商，共有地级及以上温州工商会268个。已确立的。意大利有20万温州人，西班牙有10万，法国有10万，还有少量散居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这个温州团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团体。温州的一位老人告诉我，温州人热爱去意大利旅游，其实和前苏联有关。温州人擅长服装、皮革、纺织工业，能生产很多轻工产品，而苏联缺乏轻工产品，随着他们继续做生意，他们接触到了苏联。不管怎样，我们和苏联相处得很好，继续在东欧做生意。无论如何，我们到达了东欧。东欧老大哥告诉温州人，偷偷穿越全国，尤其是去意大利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去意大利？首先，温州人擅长的产业是制造服装、箱包，而这恰好与意大利有交流。其次，意大利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对非法移民较为友好。因此，从1980年开始，温州人总是去意大利站稳脚跟，然后带着全家，有时甚至是整个宗族，来意大利谋生。同样缺乏劳动力的意大利政府多次发布特赦令，让许多温州人获得了合法身份。温州人也想去西班牙，同样的原因，而西班牙又喜欢特赦，所以很多温州人和青田人都去西班牙谋生。
青田现在属于丽水关，但以前属于温州地区，文化习俗与温州很相似，所以青田人常说自己是温州人。去意大利的温州人大多定居在佛罗伦萨旁边的城市普拉托，在那里创办了5000家企业，并建立了自己的帮派组织——温州帮。 2018年，意大利政府因与意大利黑手党发生冲突而逮捕了他，但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此后，张乃忠组织创业，开始经营化妆品、奢侈品等合法商业产业。因为温州人勤劳、吃苦，所以温州人生产的皮具质量比当地人生产的要好，而且现在意大利的很多奢侈品其实都是普拉托的温州人生产的。也就是说，你在上海、北京、深圳、成都买的奢侈品，其实不再是意大利人生产的，而是他们的温州兄弟生产的。感谢温州人的努力和意大利的宽松，到2021年，拥有意大利居留证的中国人将接近30万，其中大部分是温州人，而且是温州人，我是傲天人，感觉是有的。无论是温州人在国内的经历，还是在海外的经历，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你想变得富有，你就不能停下来，你必须多尝试，你必须多出去。正如我们在广东篇中介绍过的福建人一样，温州人在外地创业时面临着很高的生存风险，为了提高生存率，避免与当地军队孤军奋战，他们迁移到了温州。他们的生存率。他们依托血缘关系、亲戚、村民等，紧密合作为纽带，开展业务，最终形成了温州人独特而复杂的互信体系。温州人发展初期，有一个备受信赖的组织，名叫“天会”，它向会员付费，收集大家的钱，捐给有需要的会员。盈利的会员可获得3% 至5% 的利息。 1986年，温州乐清名木匠李奇峰先生以协会会长名义，开展传销活动，存入11600元，两个月后每月可获利息9000元。然而，主要内容保持不变。最终，他存了1.58亿日元的会员费，卷款逃跑（1986年为1.58亿日元），给20万温州人一个惨痛的教训，摧毁了数万个家庭，我被迫离开。破产。 1989年李奇峰被抓获处决后，温州民间资本遭受巨大损失，但此后有序的借贷规则逐渐开始建立。目前，温州民间资本雄厚。拥有很多钱的人并不多，但很多人拥有数亿美元的现金流。到2022年，民间资本约6000亿元，为温州各行各业发展提供现金流。温州.最终，温州人分散到世界各地200多个行业，涵盖贸易、生产、医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原因很简单，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温州人已经无法生存，被迫担当工匠、商人的角色。但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遭受苦难。贵州、陕北、大凉山等地都深受其害。为什么只有温州这么成功？从桥头纽扣产业的发展来看，温州再差，它仍然是浙江省的一部分，距离长三角也不远，所以温州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由于地理和经济原因。 “这里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温州人愿意吃长三角吃不了的苦，我们吃长三角吃不了的东西，温州人也愿意吃。”改革开放，温州人进行产业转移，受益于长三角的上下游联系，有机会建立家庭作坊，后来又把家庭作坊改造成现代化工厂。贵州和大凉山的居民，不太可能要从这种相互的产业关系中受益，没有产业的反馈，就很难真正摆脱贫困。
温州现在全国闻名，但为什么地理位置优越的邻居台州却没有知名度呢？我主要是台州人，并没有被迫像温州人一样生活。现在我必须谈谈台州的发展历史。与几乎没有得到国外直接援助的温州人相比，台州人仍然可以通过工业来充饥。如上所述，台州是中国东南部恶劣山区沿海城市的起点，汕尾是该恶劣地形沿海城市的终点。
上图红线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形特别好，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居住区，位于该区域的东南角，是核心区域之一是民族工业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的生存空间。这个地区叫长江三角洲，但其实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江南。长江底部是宁波，下游到达东南山区，地理环境恶劣，而台州又是沿海城市的起点，因此宁波、台州被认为是发展的地理上限。这两个城市非常不同。 2022年，宁波GDP为1.65万亿，台州GDP为6240亿，温州GDP为8730亿。再看看浙江省的地形图，杭州、宁波的优势和台州、丽水等城市的劣势一目了然。
杭州、宁波、绍兴、嘉兴自然富饶，温州、台州、金华靠努力致富，其他城市可以说各有命运。
台州市再差，GDP也超6000亿日元，如果算上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依然排在全省第二位，但台州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台州人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声音很强。遇到了台州当地的老人，我们跑了一个多小时，在老江家的客厅见面，坐下后，我们剥了餐桌上的台州临海涌泉柑橘，开始聊天。和他一起。他与我年纪相仿，对当地经济发展了如指掌，不仅热心解答我有关台州经济的问题，还送给我一本他写的详细的台州经济资料书。 “听说你在广东生活了很多年了，你去过清远吗？”老蒋走过来问我。 “你去过，我当然也去过。”“清远有一个产业，专门处理洋垃圾，分拣各种金属，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去过“到过工地，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而且长期做这种工作，对身体有很多负面影响。”他说，有人在这一带发了财。然后他抬起头，目光突然变得越来越长，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四十多年前。老蒋说，“温州和台州都是四面环山，出去同样困难。但温州有八山一水一田，台州有八山，七山一水”源头和两块农田，”他继续说道。农业时代，泰州人民的生活稍好一些。台州人去大城市不方便，以前坐公交车到杭州要10个小时，首条甬台温铁路于2009年开通，比温州铁路晚。台州市仍面临重大问题。台州市海岸线740公里，占全省三分之一，但可停泊10万吨级货船的玉环市适合建设大型港口，奥麦岛是唯一一个。 “门河尖赵3万吨，海门、干赵5000吨，不能期望太大。青稞玉面积小，开发面积有限，离港口也远。”城市交通不方便，城港一体化发展尚未实现。台州市海门、头门泥沙覆盖严重，不便建设大型港口。如果硬要建一个大港口，就只能在头门岛建一个。但即使建成，也只能成为宁波舟山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供应港可以降低台州企业的物流成本，但无法发挥核心作用。由于港口较差，台州自古以来只不过是浙江的产粮区，没有任何发展前景。台州人中，临海人最为特殊，也充满了不满。台州市行政中心原设在临海市，但1994年，国务院批准将市中心迁往临江临海的椒江市，黄岩市、椒江市分别划归椒江市。从城市中撤出并设立为区。路桥升格为地级区椒江改为行政中心临海失去市中心临海人几辈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临海读者千百次告诉我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写台州的时候。台州的崛起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与温州类似，都是从小型手工业和擦鞋、棉麻等基础产业起家，积累起来后发展为各地的私营企业；二是规模不断扩大。另一个是，台州市和现在的清远市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支持海外低端制造业，比如面向日本、韩国、欧洲和美国的金属拆解产业。先说个体工业，台州的小型工业发展速度比全国其他城市快很多，已经从事食品罐头、机械、塑料模具、工艺美术等行业。
1946年，黄岩有白宜通用机械厂，1950年有模具厂，1951年有塑料制品厂，1952年有黄岩机床厂，1956年有海门机械厂。那里有一座化工厂，现在叫做。同年，在黄岩建纽扣厂，1957年在黄岩建农药厂、香料厂，1958年在黄岩建罐头厂、冷冻食品厂，1973年建东山味精厂。建于黄岩.塔.这种工业化水平，叫九州制药，在新中国初期确实是遥遥领先的。如果说后面会增加的行业类型，上面提到的旧金属拆解主要是拆解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的旧水泵、旧电机等废品和废旧物品。由于产品是拆解重复利用的，产值不大，但毛利润却很高。老江清楚地记得，1991年，金属拆解的小时工资是0.6至0.8元，而当时全国平均月工资是110元。这份工作还不错。到2023年，金属拆除单价将会上升。每小时30元。台州市虽然没有铜、铝、铁矿，但在鼎盛时期，通过拆解发达国家的旧机电设备，每年产生30万吨废铜、废铝、60万吨废铁。虽然因为每天拆解，他对产品很熟悉，但最终还是被迫拆掉了台州泽国、大溪的阀门、机电行业。老蒋表示，台州最终能够承接阀门、机电产业，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正如广州不要的产业都被清远继承一样，台州早年吸纳的低成本产业也不适合落户江南地区。杭州的劳动力成本很高，而台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南是工业的唯一选择，我们选择了浙江工业区中劳动力成本最低、距离日本和南方最近的城市。这是。韩国。旧的阀门、机械、电气设备可以在这里进行拆卸，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并可以立即返回产业链。地理决定命运，因为地理决定产业，产业带动的经济决定当地人民的命运。除了依靠外部资源外，更重要的是台州从小靠手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与台州模具产业类似，20世纪50年代开始萌芽，1970年代腾飞，90年代成为支柱产业。我在东莞市塘厦市当铝模具学徒，当时模具师傅的工资是普工的两倍，我跟着他学习了半年，对高科技模具有了深刻的了解。做过。工作。模具是工业之母，是一切工业产品的第一步，而模具的制造水平是一个国家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保证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重要保证它。 2000年我开始研究模具的时候，中国的模具工业还比较不发达，但是现在中国的模具极其强大，目前占世界模具的三分之一，1个是中国生产的，中国模具的十分之一是生产的在台州黄岩。超过2,000 家模具公司和150,000 名模具工程师集中在一处。黄岩区精诚模具的塑料挤出模具是亚洲最好的，盛大模具的汽车仪表盘、精朝模具的汽车格栅在全国名列前茅。目前，黄岩镇模具产业整体销售额已达155亿元，规模以上企业120家。除模具外，台州市还有汽车、医药、缝纫机、水泵、发电机、机床、家具、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阀门等多种固态产业，其中21个产业为我们为我们的产量感到自豪。产值超过10亿元，307个产品领域居全国或世界第一，国家级产业基地68个，其中99%为民营企业。著名汽车企业吉利汽车也诞生于台州，其前身是台州路桥黄岩制冷配件厂，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1998年第一辆汽车吉利豪情在临海下线。
温州和台州非常相似，就像双胞胎一样，面对相同的长三角地理环境和相同的辐射，走上了同样的两条民营企业道路。比如台州市温岭市，不仅地名与温州市相同，而且泵、阀门、制鞋、机电、汽车零部件等产业也与温州市相同，只是服装不一样。不要覆盖它们。台州玉环也归温州管辖，但由于宁海划归宁波，补偿由温州补偿到台州。台州和温州最大的区别是，台州的居住环境稍微好一点，所以外出的人没有温州那么多，但温州人却进一步深入到了农村，扩大了产业，增加了信息和资本的流动。将会有更多的流量。通往温州的道路经济比台州更强。另外，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两地也发展出了类似的民间金融和综合金融，仅台州市就有泰隆银行、台州银行、民泰银行3家商业银行，当地的民营企业可以提供输血。以低成本。私营企业可以从这些银行借钱，比去国有银行方便得多。与此同时，两地人们开始做一些乡村小手工艺，如修理手表、装配眼镜、玩棉花、收集废金属、制作纽扣、修理旧电器以及建造或搬迁自己的工厂。努力借助外部资源，逐步成长为当今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但归根结底，台州、温州有这样的发展机遇，与浙江省内的地理环境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互补密不可分。真正的大腿，足够强大来养活周边城市的经济。现在，大步迈向中国最富有的城市——长江三角洲。首先我们去湖州、嘉兴、宁波、绍兴看看这些城市的发展情况如何。
2.湖州和嘉兴第一次看到太湖的时候，已经是2024年3月1日了。距离温州、台州、宁波调研已经三个半月了，终于抽出时间再次访问了浙江省的其余城市。由于浙江是全国金融大省，工商故事较多，在浙江设立分行需要与在江苏、广东设立分行一样多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我不敢大意，会尽全力把各个方面都覆盖到。城市。浙江省排在前两位的城市是湖州和嘉兴。
看地形图可以看出，浙江省内的杭州、宁波、绍兴、湖州、嘉兴所在的浙北平原地理位置最为优越，这里出生的人就是浙北地区的人。世代富裕昌盛，苏南人民统称为江南人，处于中国地理食物链的顶端，繁盛了约1500年。由于钱塘江的改道，浙北平原被分为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由于自然的地理隔离，萧山从南宋时期就明确属于绍兴市，直至绍兴建市。 1959年，受其管辖。隶属杭州市管辖。
虽然萧山在地图上距离西湖并不远，但过去杭州必须跨过钱塘江来管理萧山。杭州人被告知钱塘江是一条危险的河流，很难渡过。过河并不容易，因此邻近的绍兴市几千年来一直保护着它。这里提到萧山只是为了说明钱塘江在地理分隔中的重要性，萧山与杭绍的冲突将在后面详细讨论。湖州和嘉兴同属杭嘉湖平原。进一步细分，嘉兴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湖州仅靠近杭州，而嘉兴位于上海和杭州之间。我们正在受益于经济辐射。它们是上海和杭州，其卫星城市受益于东莞以及深圳和广州。 “经济辐射”四个字太神秘了。说实话，我想你可以理解，嘉丰有很多公司，比如嘉丰电气、大亚柴油机、裕鑫机械、贝尔森智能、民实集团、台资公司等。台盛国际、富士康、恩隆实业等。那为什么台商在嘉兴投资，而在湖州投资较少呢？很简单，因为离上海机场近。从上海虹桥到台北松山不到两个小时，但台湾人下飞机后不想开车太远，也不想那么累。原本最好的选择是在上海建厂，但由于上海工业用地稀缺且昂贵，台湾人只好在附近的嘉兴和昆山建厂。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省嘉兴市、江苏省昆山市有很多台资企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本在上海举行，但由于法租界警察的渗透，会场移至最近的南湖和嘉兴城市，活动结束，但这又是嘉兴的一个例子受益于该事件。来自上海。南湖船还在，但实际的船舱很小，十三个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开会，并不是影视里那样宽敞明亮的船舱。嘉兴市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据他观察，上海产业转移20%流向嘉兴市，30%流向南通市，20%流向苏州市（含昆山市），其余的去了他说散了。正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嘉兴在经济规模上遥遥领先湖州。 2023年，嘉兴市GDP为7062亿元，排名浙江省第五，湖州GDP为4015亿元，排名浙江省第八。
排在湖州之后的是浙江省最大的三个偏远城市：衢州、舟山、丽水，而湖州实际上在好地区中排名垫底。但以我在湖州的亲眼所见，4015亿的GDP，湖州的民间资产应该被低估了。嘉兴市地势平坦，景观较为质朴。当地人常自嘲“农民”，但湖州风景秀丽，山暖水软，竹林茶园。从经济上来说，目前的城市建设面貌比嘉兴好很多。事实上，湖州更宜居，而且与中国人认为的人间天堂江南的风景非常相似。有一个老笑话说湖州没有湖，但那是因为1962年，浙江省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获得了嵊泗列岛，而江苏省则完全拥有了太湖的所有权。 2000年，江浙两省就太湖省的边界问题发生分歧。民政部、水利部
和农业部联合协调，给了湖州70米管辖权。这70米管辖权的准确描述是：两省太湖段行政区域界线的具体走向，从父子岭起，沿浙江段环湖大堤迎水坡脚向垂直延伸70米，到湖溇止。界线以实测为准。这才有了“湖州只有70米太湖”的梗。这当然只是个梗，管辖权只是政府的行政范围，湖州沿太湖51.6公里，湖景绿道是搬不走的，你总不能坐在湖州岸边欣赏湖景，苏州那边不准你欣赏吧？湖州、嘉兴发家致富流程，跟温州、台州发家致富流程完全不一样，温州台州那是苦得发酸，湖州嘉兴是水到渠成。江南也不是生下来啥都不用管就物产丰美，天下没有这种好事，想要石油还得先打口井，湖州背靠以前的野生太湖，全是滩涂和沼泽，对农业生产很不利。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荒蛮的粗犷世界，这个世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是我们一点点把世界改造成了今天的样子。为了灌溉和排水，从春秋时湖州人就开挖太湖溇港，干旱时将太湖水引入陆地，洪涝时帮助排水，这套溇港系统一直搞到唐末才成型，费了湖州人上千年心血，基本治理好了太湖。从这以后，湖州人才开始安心搞自己的桑基鱼塘系统，这套系统就是个生态循环：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这个系统经济价值高，可以产丝绸，比种水稻值钱多了，让江南老早发了家。湖州塘泥是上等肥料，桑叶养出来的蚕宝宝品质好，普通丝只能穿6枚铜钱，湖州丝可以穿8枚铜钱，湖州人自古就靠丝绸发了大财。所以常说地理决定命运，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产出，产出决定经济，经济决定人生命运。我们湖南人就只能埋头种水稻，种十辈子也玩不过人家养蚕宝宝的。除了上等丝绸，湖州古代还生产上好的陶瓷、茶叶、湖笔，都是古代好赚钱的尖货，想不发财都难。湖州当地人说，他们这古代极富，清末湖州光南浔一带的富人，就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这个象指财产达千万两白银的家庭，牛指财产达五百万两以上、一千万两以下的家庭，狗指财产达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五百万两以下的家庭。四象八牛是真的有12家巨富，七十二狗是个泛称，就是很多的意思。四象分别指最富有的刘张庞顾四家，张家的张静江、庞家的庞元澄都随孙中山闹革命，其中张静江出钱最多，算是孙中山背后的江浙财团代表，他也因此成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也和蒋介石义兄陈其美交好，陈其美被杀后张静江便资助蒋介石上位，后因跟蒋介石政见不同，在国民党三大上被蒋介石扫出团队，抗战后张静江去往美国，最终病逝于纽约。搞钱的终究玩不过搞政治的。湖州历史上的其他富人，还有沈万三、刘镛、黄佐卿、杨信之、周庆云、沈联芳、汤祖兴等等，名单太长不用记那么详细，大家只要知道这里很富就行了。嘉兴在古代没有湖州那么强悍的特产，经济整体略弱一点，但嘉兴也有自己的天生绝活。湖州到唐末才治理好了太湖，而嘉兴在隋朝时就得了大便宜，隋朝时的大运河，刚好穿过嘉兴城区。所以嘉兴虽然沿海，但跟大连、青岛、宁波不一样，它的主城区不在海边，而是在河边。这便是典型的经济链依附效应。为了充分利用好这条运河，嘉兴开凿出很多小河，不过嘉兴人自己叫这些河流为“塘”，共有八条塘，分别苏州塘、海盐塘、平湖塘、嘉善塘、三店塘、杭州塘、新塍塘、长水塘，八条河流构成了嘉兴网状水运系统，使嘉兴自古有了极大的交通优势，赚钱也赚得更欢快了。湖州和嘉兴有许多柔美的水乡小镇，包括湖州南浔、嘉兴乌镇、嘉善西塘，都是因为这里水路杂多、地处浙北水运枢纽，从而形成的“门前街道屋后河，深长弄堂百条多”景象。嘉兴在元初时又意外获得一项新技能，黄道婆从海南岛，给中原和江南带回来当时最先进的棉花织布技术，嘉兴也盛产蚕桑丝绸（湖州更强），就开始生产棉布，搞出了蓝印花布。我去中国各省走访，看到的早期棉布都是蓝印花布，写太平天国的故事时，杨秀清他们干的也是烧炭种蓝的工作，一直怀疑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我们产出的植物适合印蓝色。但后来查到全球差不多，英国军队几百年流行红色，是因为1639-1660英国内战期间，获得胜利的议会军，当时能搞到的最便宜染料，是从甜菜根和象牙紫颜料提取出的红色，其实靛蓝颜料更便宜，是因为王党派控制物流，议会军才搞不到蓝颜色，议会军胜利后就一直用红色。说明过去用染料，全球还是蓝色最靠谱。嘉兴靠着蓝印花布，连续吃了几百年红利，一直吃到清末，手工业才被英国人打溃。嘉兴在古代除了运输、丝绸、棉布，因为是平原，粮食产量也高，明清时上贡朝廷的漕粮，50%来自嘉兴，50%来自苏州和湖州，因此嘉兴人才会有了“种田嘉”这个梗。总体来看，古代嘉兴确实略弱于湖州，但放在全中国也是非常富裕了，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也跟着发达，于是养育出了金庸、刘禹锡、王国维、茅盾等名人。在湖州和嘉兴走访，跟在温州台州义乌走访，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湖嘉两地，没有一个人跟我诉过苦。上千年下来，富得太久、富得太容易，小土豪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实在无苦可诉。古代湖州强于嘉兴，但到了当代，嘉兴就强过湖州了。也没啥秘诀，就是上海突然在近代超级强盛，嘉兴捞着了大量邻近上海的好处，在地理优势上超过湖州，经济上也自然反超。先具体说下湖州的的产业链。湖州改开后创办集体企业，主要进口设备，依托本地上千年的纺织基因，搞出了本地最强的湖州丝厂、浙江制丝二厂和天昌印染厂，另南浔尝试机电行业，创办了浙江家用电机厂，搞出了国内第一台国产洗衣机（春蕾牌），以及国内第一批家用抽油烟机（铁马牌）。1990年时，纺织占湖州工业产值的38%，机械占12%，建材占11%，食品占9%，构成了湖州早期四大支柱行业。另还有些电力、化工、冶金、化纤、皮革、服装工业等。1992年开始，湖州原国企担子太重，敌不过本地民企，天昌、湖丰、湖钢、湖州印染厂破产兼并重组，国有经济开始退出湖州市场，湖州变成民企的天下。那湖州民企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在湖州时，我拜访了当地著名的诺力机械。这是一家专门做叉车一类工厂搬运机械的上市公司，目前市值48亿。诺力机械原是湖州二轻局下的一家集体企业，1995年转制，1996年去参加广交会时，看到老外搞的一个液压手动搬运车，买回来模仿复制，依靠原企业留下的技术工人，当年就敲敲打打弄出一台成品。结果因为价格便宜，质量也过得去，居然弄出个王牌产品，在欧美卖得特别好，每年卖出100万台手动搬运车，连续20年卖到全球销量第一。但因为卖得太好，把欧洲原厂给挤垮了，欧盟眼红，判他们倾销，要把关税从4%提高到30%以上，诺力跟同行便一起跟欧盟打官司，打了15个月，最后居然打赢了。2005-2006年诺力又模仿学习欧美的电动搬运车，又大赚一笔，之后公司的工程师越养越多，弄出一堆好产品，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国叉车第四名。我跟诺力的朋友说，我们平替掉了欧美，但我们的成本也上去了，人工越来越贵，支出越来越高，将来印度只要理工人才培养得够多，也去广交会买我们的产品抄一抄，估计也会平替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诺力的朋友说，他们当然也知道的，心里头也急，所以在搞产业升级，一体化企业服务，争取保持领先印度一个阶段。我说如果我们遇到天花板怎么办？眼看着他们追上来吗？他们说不知道，这可能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要交给下一代人去处理了。我们这一代人，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就好。从诺力的成长来看，长三角很多公司，就是在全国最优质的地理位置上汇聚资源，再对先进工业国进行产品平替，一点一点替换掉他们的高价工业品。这是长三角的基本盘，各城市再依据区域内离经济中心的远近，再重新分配经济链条。而温州、台州、义乌、嵊州等都是这个基本盘的延伸。地理不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下限，但肯定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上限。江西湖南四川广西山西陕西一样有很多人会经营企业，一样有很多远走他乡的手艺人，但他们的上限是被封固的，只有挪动到合适的区域才能发光发热。深圳最多的就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人难道在长沙湘潭邵阳就会变得特别笨，不会搞企业不会开公司，一到深圳就会变得特别聪明，就突然脑子开窍？能突然搞出那么多公司和软件？不是的，就是地理决定的，是地理汇集资源，资源给了人平台，人才有机会将自己的能力放大。湖州嘉兴富裕这么多年，难道当地人就一定坚韧且富有经商头脑？要知道太平天国时期，湖州人口从285万锐减到63万，几乎换了一波人，嘉兴这边的富户，像金庸这样战乱时逃到香港的也不少，本地有钱人也早换过一批，难道新迁进湖嘉来的人，他们在原地就是笨蛋，到了这里就发生变异，就坚韧且会经商了？是湖嘉能产丝绸茶叶又有交通优势才让人富，而不是本地人脑子特别活注定富，其实全国各地的人，脑子都一样活。还是同样的道理，是地理决定了经济上限，你在哪里生存，哪里就会决定你的生存模式。上海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后，给了嘉兴很多无形优势，才使嘉兴甩开了原本一直压制自己的湖州。这篇文章写于2024年3月，湖州跟上海的直达高铁此时还没有开通，预计到年底的沪苏湖高铁开通，湖州才能直达上海。跟上海的亲近度决定经济发展，看看两地的产业差距就知道了。湖州最早依赖纺织机械建材三大产业，1991年关停并转了一批产出低效益差的企业，在2003年和2021年又进行了两次腾笼换鸟，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皮革厂、造纸厂、印染厂、化工厂迁出或整治，保障了每年新增供应工业用地超1万亩。现在全市重点培育新能源、生物医药、光电通信、高端装备、现代纺织、工程机械产业，拥有天能股份、超威电源、万邦德制药、佐力药业、瀚叶股份、永兴材料、久立特材、通力电梯、富士电梯、诺力叉车等代表企业。湖州8个区县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电梯、电机、电磁线、钢琴、办公椅、实木地板、童装、蓄电池产品销量，分别占全国的10%、20%、20%、20%、33%、60%、65%、80%。湖州产业已经较强了，但产业还是偏传统一些，嘉兴产业更强。嘉兴的支柱产业是现代纺织、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几大类。比起湖州大量制造各种生活用品，嘉兴桐昆控股、新凤鸣、浙江卫星主做现代纺织上游，华友钴业、振实控股、晶科能源、正泰科技、万凯股份做新能源新材料，立讯智造做电子信息，还有部分集中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氢能源、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产业，科技含量略高于湖州。其中现代纺织年产值超过五千亿，新能源近千亿，电子信息达到了近1500亿。嘉兴工业发展史上的挫折不多，跟我们这些外地人说起嘉兴，只知道他们有金庸和五芳斋粽子不同，浙江人听到我问起嘉兴往事，其他各市的朋友都会提醒我说，嘉兴以前的水质很差，“有水不能喝”。这个“以前”，指的是1991至2012年。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80%的水属于入境水，从江苏、杭州、湖州三地进入，而当时三地的产业都较为低端，污染严重，加上嘉兴本地工业、生活、养殖污水汇入，里外交加，最严重的2003年8月时，嘉兴全市80%用水有恶臭，市民被迫购买纯净水应急。 嘉兴当地人告诉我，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污染源，恒力石化的总部在苏州吴江区盛泽镇，其排出的污水从上游流入嘉兴，引发嘉兴人不满，2001年10月22日，嘉兴渔民自筹100万元，用八台推土机堵塞了苏州和嘉兴的河道，在当时轰动全国。当时的嘉兴实在没办法，全国工业还处在中低端，只能搞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嘉兴又恰好处在河流下游，所有垃圾就只能朝他们那流。2012年9月，嘉兴开展“碧水行动”，搞“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花了10年时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从2012年的0，提高到2022年的100%，市控1-III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15年的7.5%，上升到2022年的95.2%。以浙江海宁老文河举例，这里以前垃圾成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各种垃圾漂在水面上，河底积满淤泥，河水黑臭，蚊虫嗡嗡一片飞舞在河道上。现在这条河水清见底，植物茂盛，河面平坦，河岸边修建了凉亭和健身设施，比原来完全换了个面貌。五水共治这个项目，很有中国政府做事的风格，标题极其枯燥，执行极其漫长，目的极其长远，但一旦执行就贯彻到底，一步一步缓慢前进，最后始终能达成目标。可能是因为民企众多、而且富得很久的原因，我在浙江省走访时，时常能感觉到该省有一种独特的政治清明的氛围。无论是嘉兴还是湖州，当地公务员都异常地低调、谦逊，在嘉兴一个当地人陪我走访了半天，直到结束后听别人说起，我才知道他是当地招商局的局长，可是他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酒店门口等我的时候，实在像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完全不像一个局长。在湖州时当地企业告诉我，他们每周三的下午或晚上，市里面将以不同的主题，邀请当地企业家召开恳谈会，四套班子的领导将全部出席。恳谈会一般简单说个开场白，各个企业再说下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政府各部门当场做出回应后，合理需求都会让工商联整理好，发给各部门跟进解决。湖州一名公务员说，他们这工作细致到已将全市废弃电线杆全部拔除清零，我说不是工作细致，是经济整体向好，又全是民营企业，主干没啥大问题，政府才有精力处理这些旁枝末节，也才可能造成政治清明的风气。如果一个地方太依赖国企或事业单位提供就业，那政府就是资源分配方，人人都要求着政府，政府在经济上居高临下，那当地氛围怎么也不可能清明。国企负责国计民生，而民企会将财富更多地分配给普通人，浙江各地民企发达，使嘉兴湖州这边的乡下，一派明媚祥和的景象，大部分农村都是较精致的别墅小院，跟发达国家农村没啥大差别了。最后我还是要称赞一下湖州城建规划，吴兴、南浔、南太湖三区错落交织在水乡田野，现代产业跟碧水古镇错落分布，是跟常州一样极美好的江南小城，很适合无欲无求的人在这里定居生活。我们外地人其实知道湖嘉的较少，大家平时听到的都是苏锡常的名号，那是因为苏锡常人口是湖嘉的三倍，面积是两倍，而且种田嘉有耕地指标，湖州多山，湖嘉可用工业用地较少，赶不上也正常。湖嘉如果合并成一个市（曾经合并过），年GDP过万亿，跟常州南通能比划两下，才会在全国有一定存在感。但湖嘉普通人的小日子，在全国都是很幸福的，真要把他们拉到聚光灯显眼处，他们也未必愿意吧。相比于古代来时，湖州的确是衰落了，主要还是经济中心移向上海，湖州才没有以前那么富。但是上海开埠也才是1843年11月，那时全市仅60万人，在这之前那么多年，临近出海的扛把子城市又是谁呢？宁波这时便幽幽着叹了口气，举起手来，从黑暗中缓缓走到了前台。 叁 宁波与绍兴我去到宁波的时候，是2023年11月中旬，比去湖州早几个月。第一位见到的宁波朋友，指着手机地图上上海的出海口跟我说话。 他说：你看，中国临海出海口都有大量泥沙淤积，手机地图上海水的颜色都是浑浊的黄色。上海自己就是唐代时，因长江沿线森林被毁，大量水土流失，长江口泥沙积沉而形成的，因为陆地刚形成不久，土质松散，遍布淤泥沼泽，所以古代上海不适合建城建港，南宋才有了镇，元朝才设了县。上海不能用，那古代江南这一线最好的港口，就只能是宁波了。宁波港是深水良港，长年不冻，进港航道水深18米，可开发深水岸线长达120公里，是中国最好的天然良港，外围还有舟山群岛保护，狂风吹不进来，海浪较小，不需要建堤坝和疏浚，所以宁波到现在还是全球第一大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达到了13亿吨）。但古时运河第一，海运只是作为运河运输的补充，宁波也只是个替补选手，运河处于混乱时，才使用宁波港往北边运货运粮。古代海岸线淤积都很严重，疏浚成本极高，长江口积有拦门沙，手摇船过不去，所以在大清手里，上海是玩不转的。一直到洋人为了卖鸦片来到上海，他们的火轮船可以在长江口航行，可以疏浚出海口，上海才得以成为港口。所以上海能开埠主要是两大条件：1.有了洋人的火轮船可航行。2.洋人暴打满清，逼满清搞五口通商，才有了上海崛起的序幕。在上海崛起前，天下是宁波的，宁波人也是富了很久的老钱，富得很平静，富得很安宁。上海还只是一片泥沙的唐代，公元738年，明州（宁波旧名）就已经开埠，与扬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日本部分遣唐使，就是在明州上的岸。宋元时期，扬州失势，明州又跟泉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这些地名本都有一个“州”字，但到了明朝1381年，明州人单仲友上书朱元璋，说明州两个字犯了我大明朝的讳，皇上你改个名吧，朱元璋才把明州改成了宁波，取“海定波宁”的意思。从开埠之日起，宁波就成为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商人到达中国的重要选择，14世纪开始，宁波也常出现在欧洲人的游记和地图上，那时候欧洲人还误以为宁波是一个省的名字。尤其日本人爱跑宁波，中国的佛教、书画、戏剧、造船、建筑、茶叶、官僚制度和农业技术，就是日本人从宁波启程带回去的。清末民初时大量浙江人跑日本留学，也是因为宁波出发到日本近。我们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南部终点是杭州，其实浙江地方上有一条浙东运河，从杭州经绍兴一直挖到宁波，这样宁波既连接大运河做内贸，又连着大洋做外贸，达到了古代版通江达海的最高峰，跟今天上海的地理优势一模一样。杭州虽然有钱塘江入海，但钱塘江是世界上涌潮最强烈的入海口，潮水的冲击让这里的船只无法进出，因此杭州人才会跟我说钱塘江是一条凶江。杭州便只能连接京杭大运河，无法成为宁波这样的大港口。宁波因为跟日本人联系紧密，在明朝抗倭时倒了血霉，1524年被礼部撤销了市舶司，各国做生意的双屿港，也被朝廷在1548年当倭寇给剿平了。被禁海之后的宁波失了繁华，城内的湖泊历经几百年郁闷开始淤塞，一直到1844年重新开埠，宁波经济才重新活跃起来，城中修建了大量水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有清道光前绘制的《宁郡地舆图》 宁波跟上海是两座紧密相联的城市，上海开埠后，由于赚钱需要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大量宁波富人涌入上海，在上海创立了几十所银行，全上海60%的买办是宁波人。当时的宁波人，先在三江码头坐一夜船，再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在上海立足之后，再将整个家族的人带来。说起五口通商的事情，一位宁波人意外讲到汕头，跟我写汕头篇的部分内容居然相互印证。他说五口通商时，汕头的地位还高于宁波，是直到1938年被日军入侵打断，汕头城被打到只剩3万人，汕头的财运才断了的。1852年，在上海的宁波人只有6万人，到1900年左右，就已经有40万人。上海纯正的本地人很少，新中国建立时，移民最多的是苏北人，占45%，宁波人其次，占20%。移民到上海的宁波人大多很富有，成为上海的老板或金领；苏州人读书多，成为上海的官吏阶层；苏北人则成为上海的打工仔或苦力。一位宁波人跟我说，现在上海的富人里头，50%有宁波血统，形成了著名的上海宁波帮，所以有句话叫：宁波，上海人自己的外婆家。网络上恰好有个梗呼应：一个真正优雅的上海人，一定会强调自己祖上有宁波血统，那意味着家底和腔调。就是一个上海富人，他跟你说他祖上宁波来的，就表示他是old money，潜台词是他家老早以前就开过银行或银庄，他不仅有钱，他还有品位，不是土包子爆发户。前面说宁波人一跑去上海就开银行，以及上海富人说祖籍宁波在暗示自己是银行富N代，一切起源于宁波传统金融业。宁波从明朝中晚朝就开始搞钱庄，兴盛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全世界物流集中的地方都会搞金融，因为总有人缺钱需要过桥周转，钱庄和银行总是物流中心的伴生品。按民国1932年的记载，那时宁波钱庄钱行街17家，糖行街32家，双街2街，宫前4家，宫后10家，共计76家，已经多得不得了了。1929年时，宁波将双街、钱行街、糖行街、半边街北段统称为江厦街，号称东方华尔街，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中心。所以宁波有着大量欧式老建筑的外滩，比上海的外滩还要早二十年。但上海的崛起，直接使金融中心跟着迁移，1937年时，宁波港船舶载重量已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于是金融大佬们迁到上海，重新组建宁波商帮。上海商帮老大朱葆三，就常在上海为宁波老乡做信誉担保，凡是向他借创业基金两年不还的，他就把借条撕掉，因为他认为老乡两年不还，就真的遇到了大困难，不用还了。所以上海滩那时流传“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上海现在的溪口路，原名叫朱葆三路，就是这个原因。宁波过去以金融加港口为主，在解放前，有名气的工业只有“三支半烟囱”，即宁波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太丰面粉厂，以及通利源榨油厂。全市百人以上企业仅仅8家。一位老宁波人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时，说起他的外婆，恰好就是和丰纱厂的普通女工。念及旧事，老人感慨不已，他说《宁郡地舆图》里描绘的宁波确实是存在的，宁波以前就是一座水城，到处都是河道，是建国后城建需要，水道都填成了路。宁波旧城在1983-1984年时还没有破坏，本来是希望保留旧城另建新城，但市政府实在没钱，只能拆掉了旧城。他对自己的外婆记忆犹新，说他小时候所有穿过的衣服，都被外婆烫过才穿，宁波人有注重妆容的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带去了上海。我问他当时纱厂女工收入多少，他说不记得了，但一个纱厂女工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大约相当于2023年的1.2-1.5万人民币。新中国建立后，1950-1980年代的宁波工业没啥发展，主要零零碎碎在各县兴建了规模不大的化肥、纺织、轻纺、农药厂。1981-1992年，浙江炼油厂、宁波港、镇海发电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四大工程全部完工，为宁波打下了交通、能源、燃料化工的工业基础。1993年之后，也就是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宁波私企开始遍地开花，迅速成长起来。发展得快也没啥特别原因，宁波人说，就是因为他们有港口，适合做外贸，大家都跑来投资，各种工厂噌噌噌噌就建起来了。有些迂腐的读书人，喜欢把一个地方的兴起，总结为当地文化，说是文化决定了当地人勤奋聪敏，其实说穿了就是地理优势，文化是当地人拿来包装自我的借口。我总是劝大家信经济，不要信文化，文化是含糊的，经济是冷峻的。只有冷峻的经济链思维，才能让你看清事物的真相。宁波各种细分产业发展三四十年，形成慈溪搞新材料、新能源，余姚搞精密模具、家电五金，镇海搞石化、电子信息，江北搞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北仑搞石化、钢铁，象山搞高端模具、时尚纺织，奉化搞新装备、智能制造，宁海搞文具、汽配，鄞州搞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的格局。宁波全市累计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3家，位居全国第一。在知道宁波的产业分布后，当我走在宁波街头，其干净的街道、路人雅致的衣着，都让我忍不住对比自己曾长年生活过的东莞。当时我就忍不住评论说，宁波是有港口的精致版的东莞。整个浙江，尤其杭州和宁波富得这么均衡，富得这么长久，使这里的说话声音都显得温柔许多。回想我们这一代湖南人，在广东省经历过那么多年飞车党和暂住证的黑暗往事，过着惊恐颠沛的打工生活，其实是广东大部分地区穷得太久，穷得饥不择食，才造成广东本地权贵，在过去用暂住证盘剥外地人。长三角总给我一种温柔的感觉，珠三角总给我一种粗砺的感觉。相对于宁波的稳定富裕，绍兴则微微要艰难一些。也只是微微艰难，相比全国其他城市，绍兴没啥可抱怨的。一座被杭州和宁波夹在中间的城市，能差到哪里去？绍兴的北部是钱塘江冲积出的平原，这里是绍兴的精华，分为柯桥、越城、上虞三个区，共297万人口。南部都是山地，山地中间有两个盆地，盆地中间便是诸暨和嵊州市区，加上山里的新昌县，南侧共230万人口。 由于北部平原获取、吸收资源更为便捷，绍兴的北部平原总体上要强于南部山区。绍兴历来都是江浙地区的第二阵营，主要还是因为山多地少又不沿海，能获得江南平原总体加成，但难以成为江南平原的带头大哥。绍兴因为人多，还需要移民部分到其他周边城市，一位嘉兴老人告诉我，他们那解放前后，一共就由四波人组成，一是本地嘉兴人，二是苏北人，三是南下解放留下的华野干部，四就是移民过来的绍兴人，主要因为绍兴人多，要转移部分过来开垦土地。这种地形的坏处是绍兴没有港口压住了上限，好处是为了蓄水，东汉会稽太守马臻带民夫汇会稽山溪流形成鉴湖，会稽山溪水有独特的微生物，让绍兴能酿出世上最好的黄酒。多山少平原的江南区域，还催生了绍兴师爷的产生。生在江南富地，得意于全平台优势，绍兴人下限很高，使他们的年轻人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整个清朝，绍兴共出现了2361名举人，363名进士，占整个浙江的15%上下。作为对比，我老家邵阳也很重视读书，父母为孩子念书操碎了心，但明清两朝，也只出现过483名举人，整个清朝只出了36名进士，绍兴出人才的比例差不多是我家乡十倍，都快赶上我们一个省了。举人和进士还是拿到功名的读书人，实际在金字塔下面还隐藏着大量没有中举中进士，但又有实操能力的专家。有些中了举也等不到官缺，与其干等不如主动去找工作做师爷。绍兴因为山多地少，农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工商业吸纳了一部分读书人，但也不可能玩得过人家杭州和宁波，大量读书人最终自动分流到了第三产业，开始做起了官员的专家顾问。清朝州县官员一般聘请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上的官员，聘请的是没当上官的举人，负责做官员的税收、法律、财务顾问等等，汪辉祖和徐渭就是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一位绍兴人跟我说，他们绍兴师爷是有传承的，岁月久了，形成了绍兴出去当爷师，再回绍兴买地盖房的传统。我点头说，我们湖南人以前是出去砍人，再回来买地盖房，这是我们以前的传统，你看，道理是一样的嘛。寻根追底，绍兴的黄酒和师爷就是地理经济的产物。绍兴的纺织业也是这样。绍兴人天生靠三个大缸吃饭，一个酒缸，一个酱缸，一个染缸。酒缸就是黄酒，前面已提到过。酱缸指酱制品，酱爪、酱姜、酱鹅、酱鸡、酱肉、酱菜等等，能酱的东西都要酱一酱再吃。绍兴人喜欢酱食物，是因为江南夏季炎热且梅雨季节漫长，新鲜收获的食物容易腐烂，就把食物酱起来吃。绍兴有好吃的醉虾，也是这个道理，绍兴只能远眺海景，不能算沿海城市，以前交通差，宁波那种活蹦乱跳的海鲜吃不着，就需要加工一下，将虾加入酒来腌渍入味，最大程度地保持食物鲜味，吃起来脆爽鲜嫩，还伴随着浓郁的酒香。三个缸里最重要的是染缸，酒缸和酱缸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但染缸不同，它能提供极多极多的工作机会。我们以柯桥的发展举例。（是的我确实对柯桥有些熟。）绍兴这里的地质和气候，适合种植棉麻类作物，越王时已桑植满田、户户养蚕，柯桥出产的越罗在隋唐就很有名，到明清时各商号想要购买上等丝绸，第一个就会想到柯桥，形容柯桥“日出华舍万丈绸”。1920年代，柯桥有3000家纺织作坊，每年能交易20多万匹丝绸，再走水运销往全国。绍兴在改开后率先发展纺织，一是有千年传统在，二是绍兴水运发达，绍兴的纺织印染企业取水容易，排污也容易。1980年代绍兴纺织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复活，企业再次集中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柯桥。织完布匹的商家，摇着小船喊着“绍普”，像清朝民国时一样，在狭长的水街上跟外来生意人做交易。 1980年代的绍兴河边布街 为了方便交易，1988年10月1日，绍兴政府投资660万，在柯桥建了17000平方米、共有600间营业用房的轻纺市场。绍兴巴鲁特服饰老板吕勇，对这家轻纺市场记忆十分深刻。2024年3月初，当我拖着行李箱在绍兴见到吕勇时，已经在江浙奔波了快一周，连换洗的衣服都没了，吕勇的店铺就在楼下，我索性在他店里买了一身衣服，以继续后面的江浙调研。我们俩便在他店里一边选衣裳，一边说起绍兴往事。吕勇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1980-1985年，他父亲原在村办纺织厂做管理，后出来自己做纺织厂，他们家族其他人也都在干这行。1993年，19岁的吕勇到舅舅纺织厂工作，负责供销科的进料管理，工资是800元一个月。他舅舅这年，从日本引进绍兴第一批喷水织机，织布的速度和质量都大大提升，一时赚了大钱。1996年，吕勇舅舅引进韩国的倍捻机，能做出更高端的女装裤料，一时供不应求。看到舅舅生意这么好，第二年，23岁的吕勇找父母借到50万元，跟着姐夫去柯桥轻纺市场租了半间门面。1988年柯桥轻纺市场开业时，属于绍兴的农村地区，那时绍兴人认为越城是城区，上虞只是县城，柯桥乡下地方没人爱去，因此3000元一间铺面求着人卖都没人买，只能强制推销。结果到1997年，半间门面租金都要20万一年，生意红火得不要不要的。吕勇靠着这半间门面卖舅舅的面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小钱，2000年这种面料不好卖了，又回到舅舅工厂上班。这回在舅舅工厂干了三年，2003年开始做外贸，主攻中东市场，花了五年时间，到2008年时，吕勇正式变成吕总，每年能挣几百万利润。吕总说那时候柯桥外国人多，以前韩国、印度、中东的中间商不少，柯桥外国人数量只比杭州和义乌少，他靠着中间商，先做中东、再做南美发的家，但现在客人会直接跑广交会和阿里巴巴找货了，这些中间商没有生存空间，外国人正在慢慢减少。吕总后面的故事就很顺利了，挣了很多钱，2012年开始做自己的品牌。我说你这个人生故事，我们湖南人真是想都不敢想，你1997年起家时的那50万，就是到了2024年，多少平民子弟一生都存不到，这是第一道门槛。还有你依靠舅舅家的产品和信息，才一步步做到年入几百万，这是第二道门槛。湖南平民子弟是永远得不到这种资源的，湖南人就只能出去玩命。人出生在哪里，命运大方向就被锁定在哪里。在我快要离开绍兴时，遇到一位63岁的谢老爷子，他补充一样信息，说绍兴除了黄酒酱菜纺织，过去还有个重要产业是锡制品行业，绍兴以前叫“锡半城”，城内一半家庭靠打锡制品挣钱，有做祭礼用的锡箔纸元宝，还有各种酒壶、锡盒，城里住满了手工锡器仙人，但因为行业太小，现在完全被其他产业淹没掉了。现在的绍兴当然不只纺织，以前做领带和厨具出名的嵊州，现在改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集成灶；以前做袜子、珍珠、环保等出名的诸暨，现在开搞智能视觉；以前做纺机、轴承的新昌，现在另做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另外，诸暨的次坞打面好好吃，真的好好吃，是我在浙江吃到最好吃的东西，这面能跟我在乌鲁木齐吃到的和阗玫瑰手抓饭相媲美，完全可以列入“一生必吃一次的美食”清单。总体上来说，绍兴的工业还不够强。绍兴在2023年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里，排名28位，不敌湖州和嘉兴，只略胜泉州和珠海。 那是因为绍兴的产业升级还没有跟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发展速度一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还不是绍兴历史的最顶峰，绍兴的成长故事，也还没有讲完。 肆 义乌与杭州见到土生土长的义乌本地金老板时，我已经吃过台州的麦虾、湖州的饭糍、嘉兴的八宝鸭、杭州的麦当劳、诸暨的次坞打面等各地美食，在江浙也走得非常疲倦，十分十分想回家。但义乌在全国的名气那么大，我咬着牙也得跑一趟。我现在依赖舒适的飞机高铁汽车，出行七天以上就会感觉很疲惫，古人凭双脚和马车，在颠簸的道路上奔波，其辛苦劳顿难以言喻。我见到47岁瘦瘦的金老板时，他正在办公室里跟各国客人打电话，角落里还坐着一位黑乎乎的卢旺达员工，黑得他不说话，我都没发现他坐在那。他在电话里一会跟俄国人聊天，一会跟乌克兰人聊天，电话一直讲个不停，以致于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正在忙着调停俄乌战争。等到他放下电话，我已经在他对面干坐了十几分钟，终于等他闲下来，趁着俄乌调停的间隙，我抓紧时间问话：“义乌那个传说中的鸡毛换糖，到底干嘛用的？”没想到我这么直接，金老板一愣，坐下来喝了两杯茶，从国际冲突中缓缓回过神来，静了片刻，突然把我拉到写字楼落地玻璃前，指着远处的东阳江说：你看，这是我们义乌的东阳江，水很浅，通不了航。他又说：我们这里水运差、不靠海，土地也很贫瘠，地理环境很差，养不活人的。 金总窗外的东阳江 我看了他一眼，鼓励他继续讲下去，接着他便点了支烟，跟我缓缓继续回忆起往事。义乌就是在山沟沟里混饭吃，交通很差，造成这里有十八种方言，以前叫“义乌十八腔”。义乌种水稻产量很低，主要种甘蔗，次要种一些枣，水稻不够吃，义乌人常常饿肚子，就得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但没有改开前，不能搞私营经济，义乌人找不到生存空间。到改开后，义乌人就能拿着仅有的特产出去交换资源，而甘蔗制成的白糖、红糖、敲糖，是义乌人手里头唯一的特产。农闲时义乌货郎便挑着敲糖担子，手里拿着一个招揽生意的拨浪鼓，走到浙江及周边省份的城乡，跟当地人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我打断金总，为什么不是直接卖糖？而是要换呢？换鸡毛又是用来做什么用？金总说：其实义乌人搞鸡毛换糖，在明清就有了，义乌太穷苦了，每年腊月别人家欢喜团圆、喝酒吃肉，义乌汉子为了让家里多点生计，迎风冒雪，穿着草鞋，自带干粮挑着自己家做的白糖出门，过年时家家杀鸡宰羊，刚好可以用白糖找别人家换一点鸡毛。换来的鸡毛分两种，一种质量好的叫红毛，可以做鸡毛掸子，跟废品一起用来卖钱，另一种质量差的叫田毛，当做肥料埋在稻田里，增加土地肥沃度。鸡毛换糖从明清一直做到1970年代初，才暂停了几年，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1979年春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义乌人又开始搞鸡毛换糖了。我说，原来鸡毛换糖在义乌也就暂停过十年，几百年来一直存在，我们外地人，还以为是义乌人改开后才摸索出来的。金总说对啊，这是我们义乌的传统，你去了绍兴对不对？绍兴搞纺织不也是传统？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一直这么搞，也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些年断过。他还说：你知道我们这有个叫杨守春的县委秘书不？1979年3月在《浙江日报》写了篇《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顶着其他部门攻击他“公然为投机倒把分子唱赞歌”的批评，在报上算了笔帐，这年鸡毛换糖为国家出口红毛2000斤，价值4000元，给生产队储备鸡毛8000多斤，部分红毛和废品卖给收购站，大家还余了些现钱，鸡毛换糖利国利民，为什么不能做？义乌人不仅收鸡毛，还收生活废品，也就跟各种小商品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就熟悉这行的游戏规则，就把赚来的钱，开始搞小商品买卖，越搞越红火。1982年5月，县委书记谢高华面对重压，表示“出事我负全责”，才让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顺利搞了出来。 义乌小商品市场后来搞了五代，分别为：1982-1984年的湖清门小百货市场、1984-1986年的新马路小商品市场、1986-1992年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1996-2001年的中国小商品城、2002年至今的国际商贸城。金总说到这里，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轻轻掐灭：我们小商品后来做到全世界最好，外国人都跑到义乌来拿货，有1.3万名外国人就常居在这里了。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攻打加沙当天，义乌的中东人还全聚在一起开会，商讨大家该怎么应对。义务还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国际商贸城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商品都买得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这么小一个地方，行政级别这么低、仅仅是金华下属的县级市，居然每天飞北京有8趟航班，飞广州6趟航班，各中小城市都有，想飞哪飞哪，交通竟方便到这种地步；还有义乌地少人多，经济又发达，房价超过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全浙江竟只比杭州低。 中国的山中城市那么多，为什么就偏偏浙江能出义乌？陕西商洛、福建南平、贵州毕节、湖北随州、河北承德纷纷表示不服，手里摸了块板砖，气咻咻地站了起来。大家先不要动手，先听我讲另一段故事，大家就明白了。我在杭州时，见着金华永康的徐先生，永康以做五金出名，他们的工业史起源于手工换铁，有着跟义乌鸡毛换糖类似的故事。徐先生的父亲生于1954年，永康跟义乌一样穷得要死要活，他爸打小吃野菜和米糠长大，野菜和米糠都吃不到时，就步行出去做手艺或者要饭。他爸就是小手艺人，使扁担挑着风箱火炉，一边收废铁，一边给人家做铁锅和铁勺、铜勺。那年头家家户户都穷，一部分家庭拿出金属材料，比如铜铁什么的，现场加工现场做，弄好后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他爸一些剩铜，实在连剩铜都没有的，他们也收鸡毛，跟义乌人一样，回去卖作鸡毛掸子。永康就这样一户人家带着一户人家，在周边地区做金属小手工、收金属边角料，一点一点扣出了原始积累。永康五金业，就是永康人从挑着担子的风箱火炉起家，从最熟悉的金属物件起步，做成了今天的大五金产业，建起了自己的中国科技五金城。徐先生说，他们那家家户户都有小加工厂，规模都在20-30人左右，老板们既做工人，也做经理，从牙缝里省钱，都是技术管理财务综合型人才，五金加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他妈妈每天晚上听不到冲床声音，就睡不着觉。商洛、南平、毕节、随州、承德人听完就不服气了，难道我们就没有手艺人吗？凭什么我们的手艺人就搞不起来这么大产业呢？其实不是这些地方手艺人不争气，而因为义乌和永康，处在长三角工业圈，他们的手艺能做大，是长三角工业圈的边际效益造成的。如果没有长三角工业圈，义乌和永康到哪拿订单？到哪找增量？是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做成本地主产业的。而且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整个长三角，上海吃利润最高、工作最轻松的产业；苏杭宁三城市吃利润相对高、科技含量高、工作较轻松的产业；湖嘉绍吃利润一般、科技含量一般的产业；义乌、永康、新昌、温州这种地方，吃利润最薄、工作最辛苦的产业。要想在中国发财，要么围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吃大头经济利益，要么围着北京吃全国政治利益，要么围着武汉、成都、重庆这种重点城市吃小头经济利益。长三角利益链被平铺得较散，上海的影响又过大，杭州这座省会城市，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连带效应。我们终于聊到杭州了。因为我从事过近十年的电商行业，我人生赚到的第一笔小钱，也是经营电商得来，因此杭州一直是我出差最多的城市。在全国，除了我曾居住过的深圳、东莞、广州、成都，杭州是我最熟悉的城市了。我一直都很爱杭州，她温山软水、柔美婉约，处处有着沁人心脾的恬静之美。2024年3月5日那天，我在杭州一户民居家蹭了顿本地饭菜，和他们聊到深夜。 死不要脸地蹭完饭，我放弃打车，决定沿着西湖旁南山路，步行一小时回酒店。那天晚上，春雨梭梭，人行道被路灯铺满光泽，玉兰与银杏树挺拔俊秀，我孤身一人走在细雨之中，路过一处处静谧而墨雅的亭台楼阁，以及杭师大美院和中国美院，耳朵只听到汽车驶过路面的沙沙声，眼前是江南春夜的旖旎雨景，空气清新、风光怡人，一时神清气爽，心中凡尘俱扫，只觉人生美好不过如此。 杭州这番景象，我在湿热的广深从没有体验过，成都夜行也好，但多几分香粉气，缺几分江南温秀之美。“其实你现在感受到的杭州城，跟我小时候经历的杭州城，不是一个样子。”2024年3月6日上午，40岁左右的江昂雄，跟我坐在咖啡厅的边角座位里，手指划拉开手机地图对我说：“我小时候杭州城极小的，只围着西湖这一小块，西湖东面从解放路到官巷口，是旧杭州城的核心。”2000年以前的中国各城市都很小，本来我已习以为常，但我对着地图比划了一下杭州核心区大小，导航才发现仅1.2公里，还是吃了一惊：以前杭州城这么小的吗？就这么小。江昂雄说，1995年以前的杭州，据说是全国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全市面积才430平方公里左右。 1995年杭州地图 杭州以前就十个老城门，把城市围成一圈，他们小时候还有个童谣：武林门外鱼担儿，艮山门外丝篮儿，凤山门外跑马儿，清泰门外盐担儿，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庆春门外粪担儿。这十座城门原沿着杭州内环线依次分布，除修复过的凤山水城门和庆春门外，其他城门城墙从光绪年间一直拆到1959年，现在都只剩下石碑，作为当地的地标用。江昂雄家以前在上城区江城路，就是现在的彩霞岭社区，他清楚地记得，以前家对面就是江干电影院，家里住的是沿街木制两层小楼，房间里面也是木板制成，采光差、很怕火。他以前就读抚宁巷小学（已拆），每天上学时，会拿一个不锈钢盒子装一点米，在学校放在一个大蒸锅里蒸熟了吃。小学时他常常去爬吴山、馒头山（凤凰山）、雄镇楼，还常去城河、中河抓螃蟹。初中他就读杭州五中（现建兰中学），高中读的是杭州14中，大学读的是浙大，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杭州娃，亲眼见证了杭州城建史，因此对后面杭州城的发展烂熟于胸。杭州的现代城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治理西湖，另一部分是杭州城的扩张。几乎所有的杭州人，都认为聊起这两个主题，就必须提到王国平。我看了一眼王国平的执政简历，就知道这跟我以前讲过的成都、西安、昆明等城市关键人物一样，是2000年代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是那个年代刚好进入全中国的大城建期，所以才会涌现这么多相似的人物。王国平从省化工研究所起步，除了在嘉兴干过五年市委书记，几乎一生都在杭州任职，2000-2010年任杭州市委书记，就是在这段任期内，完成了杭州的两大城建工作。王国平的父亲叫王平夷，四川达州人，也做过杭州副市长和书记，因此杭州人都跟我说，王国平对杭州的感情很深，还给他取了个昵称叫“苹果王”或者apple王。因为我杭州朋友挺多，其实在2000年代，我就常在QQ群里，听朋友讨论apple王对杭州的影响。先说他治理西湖的往事。王国平治理西湖这事，其实接的是前任书记厉德馨没完成的工作。1983-1987年，厉德馨任职杭州市委书记，是他在任时，就开始了还湖于民的工程。西湖最早并不是一个开放的湖，而是由民居以及各个权力要害部门分享的，当时叫做“一半西湖一半笆，筑笆都是官宦家”。1980年代，西湖环湖公路圈内280余公顷区域面积内，有80多公顷是部队、机关、疗养院、企业、工厂所占用，建筑修得乱七八糟，大华饭店分部、省中医院宿舍、省法院、统战部、其他单位及商店占有了西湖的边边角角。“而且当时西湖的水是臭的，”江昂雄补充说，“1990年代的西湖接近死水，水质很差，比较浑浊。2006年前，城中的河道黑黑的散发着臭味，西湖山上的小溪也被生活垃圾污染，这些水都汇流到了西湖。”1983年开始，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拆掉西湖各种围墙，厉德馨和市长钟伯熙要求拆旧还绿，还湖于民，大规模拆房建绿道。西湖边各处都是生了根的国家单位，要一一拔除不容易，而且原先围起来收门票，每年有2000万的收入，大家都不舍得。除了国家单位，厉德馨还初步尝试，开放西湖四大名庄里的刘庄和汪庄，两边谈判花了很长时间，2000年左右刘庄和汪庄才有限开放。而直到2003年4月，也就是王国平上任三年后，西湖沿湖130多处公园景点，才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现在西湖也变成了活水，是将钱塘江的水引入西湖，换出来的水流入运河，按其进水流量，西湖约一个月更新一次，西湖水也干净了许多许多。后来人把西湖开放的所有功劳，都算在王国平一人身上，这对厉德馨是不公平的。我现在见东西多了，反而习惯一些大事要事，不是一代人突然完成的，通常是静悄悄筹备了许久，两三代人接力搞定才是正常的。当然王国平对治理西湖也是有重大功劳的，他既接过了开放西湖的重任，还把西湖水成功疏浚，才有了今天西湖这么清澈的环境。不过西湖能有干净的水源，又跟前面提到的“五水共治”有很大关系，是先有五水共治，保证了水源干净，才有了嘉兴和西湖水质优良。我反复在各篇文章里说，2000年代中国各地出了很多标志性人物，有好有坏，不是这个人独独有通天的本事，而是时代大潮刚好到达一个顶点，将某个人推到了这个关键位置。在王国平成功治理西湖的背后，就是有厉德馨多年付出，和浙江五水共治共同努力的成果。王国平给杭州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湖。他在任时，恢复了西湖博览会、主办了全球网商大会、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前提下，完成了十横十纵道路改造，打造了互联网强市。但我们重点要聊的，是王国平在任时，杭州整个城市的扩张。扩张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萧山、余杭并入市区，另一个是市中心从西湖向钱江的推进。2001年3月12日，杭州市政府宣布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区和余杭区。这使得杭州市辖区由6个增加至8个，市区面积由683平方千米，猛地扩大到3068平方千米，人口由179万增加到373万。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城市面积由倒数第一上升到第五，人口由第13位上升到第6位，杭州成为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大都市。对于这次市区扩容，余杭没啥意见，反正西边的余杭一直在杭州眼皮子底下做小弟，几千年都习惯了，不就换个名字的事嘛。 但是萧山人民就有意见了。 前面讲湖嘉时我介绍过，浙北平原是被钱塘江分开的，钱塘江北部是杭嘉湖平原，南部是宁绍平原，萧山在宁绍平原，打小就归绍兴管，1959年才归杭州成为县级市。萧山人说话跟绍兴柯桥没啥差别，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也默认自己跟绍兴同宗同族。而杭州因为做过南宋都城，吸收过北方的儿化音，比如老城门的童谣好多“儿”，跟萧山方言早不是一路，两边就不显亲切。在萧山人看来，杭州是后妈，绍兴才是亲妈，后妈就是比亲妈生分些。宁波慈溪市大部分居民讲的是临绍片的余姚话，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绍兴人。浙江跟江苏一样散，永康义乌人绝不说自己是金华人，路桥黄岩江椒人也不说自己是台州人，青田人不说自己是丽水人，海宁桐乡人不说自己是嘉兴人。江浙两省这种散装形式，很容易给我们外地人造成困扰，我以前一直以为义乌是一个单独的市，直到学地理才知道它只是金华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萧山不服杭州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原因，以前两边的经济差异也大。外地人不知道，萧山从改开后就发展得特别好，乡镇企业发展强劲，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1980-90年代，萧山常年是浙江第一强县，1990-2000年代时，萧山还常常是全国十强县，拥有大量日资企业。 “萧山人以前有钱，看不起杭州人，更不想融入杭州。”一位曾在萧山任职多年的公务员告诉我，“进入2010年代以后，萧山开始走下坡路，我以前上班的单位，2013年就有时候发不出工资，2014-15年，就常常发不出年终奖。萧山跟滨江一直有块地争执不清，有一年滨江看萧山财政困难，给了萧山5亿救急，从那以后，萧山也不好意思跟滨江争这块地，这块地就归滨江了。”那萧山怎么突然就衰落了呢？也没啥特殊原因，就是产业落后了，重耗能重资源的产业搬出了萧山，财政也就跟着暴降。萧山后来重新融入杭州，主抓纤维新材料和智能汽车，现在发展得也不错，按2022年数据，萧山年纳税3亿元以上的企业有3家，纳税1-3亿元的企业有27家，纳税5千万-1亿的企业有49家，纳税3-5千万的企业有54家，纳税1-3千万的企业有237家。这位公务员另对一件事印象深刻。在2016年前，杭州的房价还算平实，杭州普通房价2-3万每平，萧山大约是1.8万每平，2016年G20过后一个月，杭州房价突然狂涨40%，到11月已涨了一倍，他在G20前在萧山看中一套房，参加完G20的安保工作，回来一看房子已经涨得买不起了。2019年5月，这位公务员终于在杭州一处老小区，买了套1992年建成的房子。2016年他原房东购买这套房只花了100万，他接手时已经涨到了300万。我突然想起了2015年的深圳，房价也是一眨眼就跳上去了，稍一犹豫就贵到让人绝望。2024年，杭州和深圳的房价都回到了2019年，不过还是高到让普通人难以承受。萧山、余杭并入市区后，杭州才能将市中心从西湖向钱江推进，官方叫从西湖时代跨入钱江时代。杭州城市重心，以前是向西湖北岸倾斜，发展空间太小，城市可利用空间小，为了同时做好环保又扩展城市，王国平在任时，将西溪湿地保留下来，设立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又将钱塘江北岸划出钱江新城，连杭州市政府都在2016年从武林门搬了过去。王国平在任十年，钱塘江滨江两岸，新建住宅楼盘63处，总面积484万平方米，商业、教育、医疗都发展起来了。钱塘江沿岸也从最初的仓储码头，发展到工厂车间，再发展到高新技术产业园。金融、会展、商务、办公重新聚集。不过杭州人跟人说，他们还是更爱西湖。“钱塘江是条凶江，每年观潮都会死人，1993年一次还冲走过80多人，而且钱塘江没有航运功能，没有西湖那种人文气象，住西湖还是比住钱塘江边要舒服很多。”有一位读者跟王国平打过几次交道，说他既强势、又实干，开会的时候骂人骂得很凶，还让下属们“星期六一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要让大家积极干活，因为“你干，会被骂一时，你不干，被人骂一世。”王国平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目前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正忙着争取让杭州有七处世界遗产。从王国平上任到现在，24年过去了，杭州现在每年吸引40-50万年轻人落户，变成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互联网之城，以及全国60%MCN公司的网红之城。到2024年，中国目前有两座年GDP破4万亿、3座破3万亿、5座破2万亿的城市，从高到低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香港、苏州、成都、杭州、武汉。但毫无疑问，这十座有钱的城市里，杭州，是最美的那座。 伍 人间天堂我以前在写江苏篇时说过，苏南地区是中国最好的一块地，大平原、长江、入海口，使苏南达到了“通江达海”四个字的巅峰，在全球化时代，可作为工业生产基地，占尽中国地利。而浙北地区，其实大体跟苏南一样，只是因为不靠长江，又失了太湖，仅有宁波一个大港口，因此显得没有苏南那么富足。而浙南地区，则是整个长三角工业圈的衍生，给长三角做配套蓝领类服务，加上一些远走他乡的温州、台州老乡带来的海外资本，使其也过上了富裕生活。人生在江南是幸福的。我第一次到杭州出差，是2010年的夏天，白天随朋友到杭州郊外看到当地村民的别墅，就觉得精致典雅，是岭南极其少见的审美。在景区散步时，朋友指着各色老房子寺庙，说这个宋朝的，那个是明朝的，好像遍地都是古迹，听得我这个习惯广东工业区的湖南小伙又羡又恨。晚上我们在杭州过马路时，人还站在路边等待，车子会主动停下来，司机友好地招招手，示意我们先过。那可是2010年啊，我在广东从来没有见过车让人，后来全国各地，也是缓缓才推广车辆主动礼让行人。浙江给我的体验，是物质文明走在前面，精神文明也走在前面，现在既有美景，又有古迹，还有新兴科技。这不是人间天堂，这是什么？能成为一名和平时期的江南人，就是极幸福极幸福的事了。愿来生成为一名江南人，跟每位江南人一样，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